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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言論自由」還是「誹謗」?媒體人如何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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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操司想傳媒

案例事實

新聞媒體負責人小圈及記者小叉,因於自家網路平台刊載有關小方議員涉嫌行賄之報導,而被小方議員提起誹謗妨害名譽之告訴。

小圈的說法是:以公司管理分層治理,未負責編採﹑審稿;而小叉則稱撰寫內容乃為辦案人員私下透漏,因來源為檢調,所以相信消息的真實性。同時,小叉與小方並無私人恩怨,無意圖且報導中也未有詆毀小方之語。小叉亦曾拜訪小方之妻,驗證消息可靠性,但小方之妻不願受訪。

檢調單位經查證依「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又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需為積極證據,且告訴人是為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上述條件為基礎;再基於誹謗之成立要件為「真正惡意」為原則,對二人做出不起訴處分。

案例討論

通常遇到誹謗,都會援引真正惡意法則,但此處的惡意,並非一般認知的不良動機或害人意圖。而是在說:明知虛假而為報導,及魯莽忽視錯誤又不經查證而為報導。

真正惡意的觀念,最早源自於美國在1964年,最高法院審理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時確立;中華民國大法官在第509號解釋案,採納了這個原則;大法官蘇俊雄提出的協同意見書,對此做了更嚴格的限制。

以上三者的共通點,最主要就是要保護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針對政府官員、公眾人物、大型企業或公益團體組織,因為掌握社會較大的權力,以及資源分配,相對於弱勢者的意見表達,本就應該有較大程度的容忍。而又對於他們的言行,時常與公共利益有極大的關聯,就應該受到較大程度的公眾檢驗,並接受其他民主機制來制衡。

此案件中,小方為公眾人物,亦為賄選案件之相關嫌疑人,且已遭羈押,小叉僅以報導共八段中的一段,敘述其可能相關犯罪行為,報導焦點乃對於另一名賄選人之案件情節而做論述。

然因職業道德,小叉不願意曝光消息來源,得知消息後,也有積極想與小方妻子確認消息真實性。因為對於報導小方的那一部分,是從辦案人員私下透漏而得知,所以小叉其實已經查證過,是報導自己所真正相信的事實,並無明之虛假或不經查證的惡意,故被不起訴。

現今社會,網路媒體已成為主流,不管是個人還是團體,都能成為網路媒體的延伸。網路平台與平面媒體最大的不同,在於網路平台可立即發布第一手消息,不須等待印刷時間,讀者即可閱讀報導。但也要提醒記者朋友們,別為了搶快、搶點閱率,而忽略事件的真實性與細節,一時的疏忽,可能讓自己陷入官司糾纏。

在本案中,檢察官偵查時依照公平公正與對法律的信仰,保障了新聞媒體人的言論自由。一般而言,只要依照事實闡述,沒有不雅文字、侵擾行為等不當作為,並且確實做了查證的步驟,法律都是站在新聞媒體人這一邊的。畢竟,不會對一個素昧平生或毫無關聯的人無端造謠、抹黑甚至其他傷害,只要非真正惡意,就不會受到不公平的制裁。

也因為此機制,使媒體更能代表一般大眾,去檢視擁有大部分資源的權力階級,而不需擔心監督行為被放大誤解,導致官司纏身而卻步。而媒體人也應珍惜台灣民主法治的進步,對自己所代表的監督角色更加謹言慎行,以確保新聞媒體自由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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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ponse

  1. 誹謗與言論自由之間,何謂合理限制?

    許多地方也有誹謗法律,以保障個人名譽免受惡意損害。不過,一旦當權者或大財團濫用誹謗訴訟打壓批評者,或向傳媒施加不當壓力,就會窒礙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誠然,誹謗限制言論自由,但關鍵是何謂合理限制。

    限制必須出於必要,合乎比例
    人人享有言論自由,此乃《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二)條所保障。不過,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權利,可受到限制,但限制必須符合公約第十九(三)條:經法律規定,且為「尊重他人權利和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所必要。誹謗法正正出於「尊重他人權利和名譽」的合理理由,只要限制出於必要,合乎比例,符合公約第十九(三)條,就可屬合理限制。

    政府首腦應有包容不同意見的胸襟
    香港終審法院指出「言論自由(或發表自由)是一項對香港這個文明社會極其重要的自由,並獲《基本法》(第二十七條)給予憲制保證。作出公允評論的權利則是言論自由的一項最重要元素」。[1] 言論自由對民主社會舉足輕重,因為它讓不同意見百花齊放,促進公開討論,有助解決衝突和消弭緊張局面,亦可實現問責和增加透明度,從而保障人權。

    聯合國認為,相對一般人而言,諸如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公眾人物理應受到更嚴謹的公眾監察,並應有接受批評和政治反對的胸襟。[2] 負責解釋公約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第三十四號一般性意見明言,當公共辯論「涉及政治領域或公共機構的公眾人物」,公約尤其重視言論不受限制,並指出「有辱公眾人物的言論表達形式,不足以成為處罰的理由」。[3]

    各地應廢除誹謗刑事罪
    誹謗可分為刑事和民事。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認為各地應考慮廢除誹謗罪,不然,刑事誹謗只應限於最嚴重案件,而監禁絕對不會是適當懲罰。當局亦應避免過度處罰,且應就被告支付勝訴一方訟費設合理限制。[4] 聯合國亦認為誹謗法尤其刑事法應包括「捍衛真理」及「公眾利益」抗辯理由,並不應適用於「對性質未經核查的言論表達方式」,亦「應考慮避免處罰或者以其他方式對錯誤但無惡意的非法不真確言論作出有罪裁決」。[5]

    聯合國促進及保護意見及表達自由特別報告員亦認為誹謗罪本屬嚴苛,且為言論自由帶來不合比例的寒蟬效應,令當事人不能暢所欲言,時刻面對被捕威脅、拘留、纏訟、案底、高昂罰款甚至監禁,因此建議各地廢除誹謗罪。[6] 對於傳媒而言,誹謗罪可能形成政治審查機制,損害言論和新聞自由。[7]

    即使是民事誹謗,特別報告員認為賠償高昂且不合比例,可令規模較小的獨立傳媒破產,令傳媒難以在免於恐懼的情況下調查採訪,導致損害新聞自由,[8] 因此建議立法限制民事誹謗賠償,須與損害合乎比例。[9]

    註釋

    鄭經翰及另一人對謝偉俊。FACV 12/2000。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三十四號一般性意見:第十九條:見解自由和言論自由》。二○一一年九月十二日。段三十八。
    同上。
    同上。段四十七。
    同上。段四十七。
    聯合國促進及保護意見及表達自由特別報告員年度報告。二○一二年六月四日。段八十四、一○五。
    同上。段八十七。
    同上。段八十五至六。
    同上。段一○六。
    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7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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