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在宜蘭羅東，發生了一起爭議案件。當事人分別為受「人安社會福利基金會」羅東站安置、扶助，而相互認識的賴姓男子及劉姓婦人。去年10月底，賴男從基金會出門時，伸手觸摸了錯身經過的劉女臉頰。事後報案時，劉女更表示屁股在準備出門起身時也順勢被賴男摸了一把，憤而以性騷擾為由告上法院。但最終法官卻以臉頰不算隱私處，而摸屁股無人證、物證為由，判賴男無罪。

事後媒體以「法院認證，摸這裡不算性騷擾」為題進行報導。媒體聳動的標題下，更值得探討的是，法官真的認為「被人摸臉不算性騷擾」嗎？在目前的法律規範下，「摸臉」到底算不算是性騷擾呢？

細看《性騷擾防治法》，罰則分兩種

對於自己身體遭到侵犯的行為，大眾站在設身處地角度思考，多半會給予嚴厲譴責，反映在法律上也因而有多樣的規範。例如針對不同的行為，法律上有刑法（如強制猥褻罪）、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法律加以制裁。

而本案涉及的性騷擾事件，不論法官或檢方，多引用《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進行法律上的論述。觀看該法，第2條即定義了何謂性騷擾，接續也明文規定了性騷擾防治與責任、申訴、調查、調解程序及罰則。

就罰則的部分，有「行政罰」性質的第20條：「對他人為性騷擾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也有刑事罰性質，同時也是檢察官起訴條文的第25條第1項：「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兩種罰則，到底差別在哪？

既然法律規定了兩項不同性質的處罰，法官該如何適用呢？觀看條文「罰則」的章節，僅有第25條規定了刑事罰則，剩下的規範皆為行政罰則。而在法律「總則」章節亦規定了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及地方政府，可知在性騷擾的處罰上，還是以行政罰為主。

由於刑事罰較行政罰來得嚴苛，受刑事罰的人除了要進入更為麻煩的訴訟程序，受懲罰所被剝奪的自由、財產、名譽也較行政罰來得嚴重。所以，除非碰上了較嚴重的情形，才以刑事罰加以懲罰。觀看第25條條文，「乘人不及抗拒」且「親吻、擁抱或觸摸他人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的行為要件，即是法律認定的嚴重情形。此刻才能適用第25條加以懲罰。

法官認為「摸臉」是性騷擾，但不應受刑事處罰

讓我們回到本案判決。首先必須澄清，法官仍然認定「摸臉是性騷擾」。在判決書中，法官引用《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定義，稱摸臉頰的行為，確實對劉女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有關」的行為，並且使劉女「感受冒犯不受尊重」之情境，因而屬於性騷擾的行為。

那為什麼結果卻是無罪？原因在於法官認定「摸臉頰」，並非《性騷擾防治法》規定，需要適用刑事罰來處罰的較為嚴重的行為。雖然摸臉頰符合「乘人不及抗拒」，但在行為的要件上，刑事罰只針對臀部、胸部以及身體隱私處遭侵犯的行為處罰，而臉頰不是「身體隱私處」，不應受刑事處罰。

對於這樣的解釋，可能會遭受「法官只照法條判決，食古不化」之譏。對於侵犯的認定，真有必要要求得如此精細？這就得提到刑事法律的目標來說明。除了還人公道的「處罰」，刑事法律的另一目的，在於拘束刑罰的範圍。為了避免政府或他人，能輕易用法律上的刑罰，陷他人於訴訟與懲罰之苦，關於刑罰的條文，必須明文且讓一般人明確知道是針對何種行為處罰。

但立法者並沒有辦法將所有該處罰的行為，都白紙黑字的寫在法律上。因此，法律規定上常見先描寫具體的「例示」，再整合前面所舉例子的概念，去「概括」表達法律所要處罰的行為樣態。像第25條條文中，「臀部、胸部」是一般人較常被性騷擾的地方，但其他遭侵犯應受處罰的身體部位，就用「其他身體隱私處」來認定。

因此，概括而得的「概念」則可由前面的「例示」去解釋。因此，「其他身體隱私處」應該和臀、胸部一樣，具有會帶給他人「性之遐想及慾念」，並且以衣著遮蔽，只有親密關係之人才能看見，才屬於「身體隱私處」。臉頰不符合如此的概念，不屬於身體隱私處，自然不以刑事罰加以處罰。

無刑事責任，還有其他救濟管道嗎？

既然摸臉頰已經是性騷擾，並非無刑事上責任就能了事，別忘了還有第20條規定的行政罰。除了提告，依照《性騷擾防治法》，可依第13條規定提出申訴，相關單位調查後將報告送至主管機關，如果行為構成性騷擾，可裁罰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亦可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助釐清加害者身分，以利申訴、調解或裁罰的進行。　

「臉頰」與胸、臀處相比，就不嚴重了嗎？

在媒體刻意渲染，「摸臉頰不算性騷擾」的錯誤指引背後，除了顯現媒體不夠謹慎會帶來的社會影響外，也同時給身為法律人的我們一個機會省思。

法官審理時，固然對於「身體隱私處」的認定有其道理，但細究來看，頭髮、臉頰等對一般人來說帶有「尊嚴」意涵的部分，是否與胸、臀處相比就不嚴重了？在解釋上，的確有可議之處。

而在救濟程序的面向來看，也很難期待一般民眾能夠清楚救濟程序該如何進行。站在第一線受理報案的警察機關，或是提起公訴的檢察官，是否能引導當事人依情節輕重，進入適當的救濟程序？

畢竟，聲請行政申訴的時限僅有一年，若倉促選擇進入訴訟程序，曠日廢時下未能獲得救濟又喪失申訴機會，豈不得不償失？

另外，弱勢者的舉證相對困難，檢方是否該多盡點心力提供事證、物證判定呢？以上問題，都是法律人在這個案件中，可以再去思考，審慎改進的部分。

參考資料：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易字第196號

性騷擾防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