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事實

警察機關監聽老劉的行動電話，懷疑小陳是他的海洛因毒品上游，亦有盜木之嫌，聲請搜索小陳，未被核准，但警方仍報請檢察官查辦小陳販賣毒品。檢察官偵訊小陳時，小陳表示絕無此事，他與老劉聯絡是要販賣牛樟菇，並非毒品。之後牛樟菇賣完，所以和老劉說不要再找他了。但偵查檢察官並未行使退案審查權，也就是在認為案件調查不夠完備時，可以命令警察機關繼續詳細蒐證。相反地，檢察官卻是逕行提起公訴。

第一審第一次審判期日開庭時，老劉翻供，附和小陳關於牛樟芝的辯解，公訴檢察官似乎也認為偵查檢察官未盡查證責任，便提出「調查證據補充理由書」，請求對小陳「實施測謊，以明有無起訴書之犯行」，法院雖未做處理，但再開辯論時，准公訴檢察官勘驗老劉的偵訊筆錄。第二次審判期日，當庭播放該偵訊光碟後，老劉又指證確有向小陳二次購買海洛因，因此於第一審予以採信此證據。

案例評論

無罪推定原則是刑事訴訟基本理念，我國刑事訴訟法於92年大幅度修正時，為配合時代潮流，在證據章通則的首條（第154條），增定第一項：「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將原有的「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證據裁判主義），挪後為第二項，以刻意顯示我國刑事訴訟程序必須從無罪推定出發，奉證據裁判主義為圭臬，再依嚴謹證據法則，陸續展開各種相關程序之運作，以獲取心證、取捨證據、認事用法。

我國檢察官仍為偵查主體，與司法警察（官）共享第一線蒐集、調查犯罪證據之職權，因此設有二種機制：其一，為於第231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移送或報告之案件，認為調查未完備者，得將卷證發回，命其補足，或發交其他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於補足或調查後，再行移送或報告。」第二項規定：「對於前項之補足或調查，檢察官得限定時間。」學理上稱為檢察官之退案審查權。

而《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二項規定：「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認為檢察官指出之證明方法顯不足認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能時，應以裁定定期通知檢察官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得以裁定駁回起訴。」

但相關案例中，仍常見檢察官在蒐證不齊全下，抱持著「先起訴了再說」的錯誤心態，法院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依法裁定補正證明，更遑論駁回起訴。

以販賣毒品來說，不管販賣哪一級毒品，一旦成立，罪責都很重，應審慎對待，但實務上卻有完全沒找到毒品、價金、磅秤、分裝袋、稀釋用品或帳冊等非供述證據，就連監聽記錄也都是些平常的對話，一點曖昧性都沒有，僅依買方的自白就加以起訴的案例。但《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供出上游可減刑，因此下游的供述是否可信，自然需要有補強的證據參考。

本案警察機關僅監聽老劉的行動電話，就懷疑小陳為老劉的上游，卻沒有再以佈線釣魚等其他偵查方式翔實蒐證，就直接移報檢察機關，而檢察官也直接提起公訴，法院又沒有詳查審認，就論處被告販賣毒品的重罪。那麼，所謂的無罪推定原則、證據裁判主義、嚴謹證據法則，真的有落實嗎？實施刑事訴訟程序的公務員有客觀性義務，檢察官、法官也有退案、裁補機制，卻不啟動，實在可惜。

如果只需要買方的指述和沒什麼關聯的談話內容，沒有被告自白或其他證據，就能將人定罪的話，那所謂的人權保障、精密偵查，就只是理論而已，而我國刑事司法想要躋身世界進步國家之林，更還有一段不算短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