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這首耳熟能詳的包青天主題曲，相信每個人都能琅琅上口哼個幾句。在劇中，我們看見包青天從犯罪偵查到審判，從審判到判決執行（開鍘取命或入監服刑），主導整個過程，裁判兼工友，無所不包。

對比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日前對「阿帕契案」獲得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誤指為「判決」，這其實是典型指鹿為馬的認知錯誤！在討論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與法院判決有何不同前，得先來談談「審檢分立」。

民國69年審檢分隸   法官不再球員兼裁判

包青天的辦案形態在現代稱為「糾問制度」，意即法官不只執掌審判，法官也要指揮辦案，早期台灣的刑事訴訟制度就是這個情形，直到民國69年起實行「審檢分隸」，才讓法官與檢察官的職權開始劃分，由法官主掌審判，檢察官負責犯罪偵查，以杜絕法官審判不公之情形。讓我們回想南韓球員兼裁判的世足賽歷史，就會明白由法官指揮辦案有多麼不公平了。

可是，即使審檢分隸後，檢察官還是與法官同坐席，一樣高高在上地坐在審判台看著台下的被告，這時候的審檢分隸只是形式上，實質上法官和檢察官還是一家親，畢竟法官和檢察官是同一個國家考試選拔的，一同受訓，選試合一，法院還和檢察署合署同一處，提押犯人就在隔壁檢察署，開庭和管理都很方便。

民國84年檢察官羈押權回歸「絕對法官保留原則」    斷絕押人取供惡習

這樣的一家親情況直到釋字第392號（民國84年12月22日），檢察官的羈押權回歸「絕對法官保留原則」，檢察官再也不能自己簽押票羈押犯人，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以造成心生恐懼的「押人取供」偵查方式行事，再也不能說「你不誠實說就把你押起來」的恐嚇用語。在釋字第392號指出，檢察官是廣義的司法機關，但不屬於有審判權的法官，因此對人身自由造成強制處分的羈押權，須由法官簽發押票為之。 

民國91年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   檢察官不再高高在上

然而，台灣刑事訴訟法的進步要到民國91年，刑事訴訟法大修（民國91年2月8日修正），使過去的糾問制度改為現行的「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才成功地將檢察官從審判台拉下來與被告地位相同。實務上，基於檢察一體，將檢察官職責劃分為偵查組與公訴組，這時的檢察官不僅要負責犯罪偵查，案件起訴後，由公訴組檢察官到法庭實行公訴，與被告或被告辯護律師一同辯論。

既然，檢察官負責犯罪偵查，法官執掌審判，那麼是由誰開始發動讓法院審判的？答案是，案件必須由檢察官起訴後，法院才開始審判。

所以，若無檢察官的起訴，即無法院的審判，這是法院「不告不理，告即應理」的被動展現。因此，檢察官的偵查具有篩漏功能，避免單純民事案件或者不具刑法懲罰性的案件進入刑事程序，浪費司法資源。故而，若檢察官起訴後，法院不為審理；或法院對檢察官未起訴部分審判，兩者皆為違法裁判，前者屬「漏未審判」，後者為「訴外裁判」，皆可上訴第三審救濟。

因此，檢察官對「阿帕契案」為「不起訴處分」，案件根本沒有起訴，未進入法院審判程序，何來「判決」？

至於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認為，「網路上大家的意願要顯現出來」、「以後就可以讓司法體系思考社會的期待是什麼」的發言，也許符合現行台灣司法改革「人民觀審」的推動，但在此不得不說，司法審判不是建立在人民的法律情感上，更不是建立在人民輿論之上。

司法存在的價值，是捍衛多元與少數的價值觀、權利保護，而非訴諸情感的審判！不妨想想法國大革命時期，多少貴族無罪而命喪斷頭台？符合人民感情，但適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