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想評論】【橋頭事件】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開端
文／法操司想傳媒
1979年1月22日，高雄縣橋頭鄉發生中華民國自1949年實施戒嚴令以來第一起示威遊行活動。這起事件起因於前一天，國民黨政府指派調查局人員直接到當時已75歲的老縣長余登發家中將他逮捕歸案，而余登發之子余瑞言也在同一天在時任縣長的黃友仁家中遭到逮捕，罪名是「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
這引發了許多黨外人士的怒火，就算處於戒嚴令的威脅下，陳菊、陳婉真等黨外人士仍決定冒著生命危險前往高雄橋頭，拉著「堅決反對政治迫害」的布條聲援余氏父子，這起事件也點燃了日後台灣民主化的引信。
政府首次主動向黨外人士開刀
國民黨政府當時宣稱，已經遭到逮捕並起訴的「匪諜」吳泰安供稱他與余氏父子有所聯繫，余登發被中共指派為「高雄台南地區最高指揮司令」，甚至還說在余家搜出共產黨軍服及手槍、手榴彈等武器。
當時國民黨政府使用這種汙衊人成匪諜以讓其入罪的方式可說是屢見不鮮，但以往政府動手的多半是明確違反當時政府「反民主」政治策略的對象，還勉強能說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但這次竟然主動向黨外人士「開刀」，而且還是曾任國大代表與縣長、在地方上有勢力的余登發。讓有志之士們覺得，如果這時候不起身反抗，以後大家面臨的困境一定會越來越危險。
「既然連余家都抓、還有誰不能抓？」時任桃園縣長的許信良提到當時走上街頭示威遊行是冒著被槍斃的風險，甚至有許多參加者在前一晚就與家人交代好後事、視死如歸。
為台灣的民主化跨出第一步
余氏父子一個年邁、一個因糖尿病纏身多年，早已沒有心力從事政治活動，卻仍被國民黨政府以荒謬不實的情節誣陷。在余氏父子遭到逮捕後，有許多黨外人士集結聲援，甚至引起國際人權團體的關注，最終國民黨政府並未對余氏父子求處極刑，「只」判處余登發8年、余瑞言2年有期徒刑。
橋頭事件有如連鎖效應一般在後續引發一連串的台灣民主運動，許信良由於參與橋頭的示威遊行而遭到彈劾桃園縣長一職，後來與黃信介、施明德、呂秀蓮等人一同創辦《美麗島雜誌社》，並在同年年底爆發「美麗島事件」。台灣民眾也於美麗島事件後越來越關心台灣政治，國民黨政府為了壓制這股民主浪潮，導致後續林宅血案（1980年）、陳文成命案（1981年）、江南案（1984年）等矚目案件陸續發生、撼動國際社會。國民黨政府也在國際輿論及黨外人士的雙重壓力之下，才不得不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讓台灣社會逐漸走向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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