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間，檢方接到海巡單位通報一件死亡案例，印尼籍漁工Supriyanto搭乘我國高雄籍「福賜群」出海作業時，疑似遭受虐待致死，而當時，屏東地檢署調查時認為，死者是因在高處曬衣服，不慎失足摔落，導致受傷，而傷口遭到細菌感染，才會產生敗血性休克死亡。而死者生前所拍攝的控訴影片，卻因檢方聽不懂死者所說的語言（爪哇語）而草率帶過，當時的檢方認為，本案並無他殺的可能，最後以簽結的方式結案。

監察院於2016年10月重啟調查，發現案情並不單純，已糾正農委會和漁業署，並提出調查報告，要求法務部促請屏東地檢署重啟調查。而透過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的調查報導，也使民眾開始關心本案的進展，目前案件已重新分案並以「他」字案偵辦中。

「相驗屍體證明書」的重要性

依《刑事訴訟法》第218條第1項規定：「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所謂的非病死者，指的是「他殺、意外事故或是自殺而死亡者」都屬於這個範圍

生死乃是人一生中的大事，我們常聽聞「死者為大」，但對於以上提到，病死以外的案件，須要檢察官相驗後，才可以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此證明書等同於醫生在醫院所開的「死亡證明書」，惟有開立該證明書後，之後，死者家屬才得以辦理後續的喪葬事宜。

「相驗報告書」家屬都不能看，應有配套措施

在我國現行制度下，一但在轄區內發生非自然死、或是在醫院中病死的案件時，通常是由警察機關通報至地檢署後，再由當天值日的外勤檢察官負責處理。而外勤檢察官收到相關資料後，可以決定是否只要相驗屍體，還是到現場去勘驗，必要時，還可以決定是否解剖，這些流程的決定權，都掌握在外勤檢察官手上。

另一方面，檢察官在相驗後，會製作「相驗報告書」，對於相驗案件是以製作報告書結案，而報告書中會記載檢察官如何調查證據、證據的價值以及如何判斷出死因，而這份分報告書主要是給自己所屬的長官或是上級檢察署所審核，一般民眾（即使是死者家屬）均無法得知內容，如發生相關爭議，目前也無任何救濟程序。

而且，依照實務上的做法，原則上，大部份的審核，採尊重檢察官的判斷，並不會真正去審核是否有問題。

目前台灣這樣的制度和實務做法，不經會讓人存疑：在一個沒有外部監督機制下，因不公開報告書內容，若檢察官只是便宜行事，想要草率結案，不難想像為何會有冤案發生。

檢方辦案品質似粗率，草率簽結

在本案中，另一個需要提出存疑的地方，莫過於死者生前留有的關鍵影片。影片中，死者曾控訴船長對自己毆打、虐待，而被毆打後，死者也有向船長反應身體不適，詎料，船長卻置之不理，未將死者送往合適的醫療處所做處理，導致傷口引發細菌感染，因此造成敗血性休克而死亡。

檢方雖聲稱相驗時找來不只一名翻譯人員，但又為什麼會導致重要部分漏譯，以致檢方無法判斷死者確實的死亡原因與時間呢？又，死者被毆打、虐待及遲延送醫，這些和死者死亡的結果，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皆無從判別嗎？是翻譯人員不夠「專業」，還是檢方辦案太過「草率」呢？

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執行國家公權力，《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已明文規定，應該對有利不利情形皆應注意，又同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偵查發動的門檻，顯見當時本案的承辦檢察官，對於自己的職責，未有確實的認識，不夠積極辦案。

相驗案件，應建立外部監督機制

雖然本案已經由屏東地檢署重新分案進行調查，但《法操》也希望關於檢察官的相驗制度，能加入外部監督機制。如先前《法操》文章：檢察官的陰陽界—談相驗與解剖中，所建議的部分。

而關於外籍漁工疑似遭虐死的本案，除了已經造成的遺憾外，也希望有關單位可以更加積極查緝，以避免再發生如本案中的死者簽訂兩份勞動契約，而主管機關竟不知情的情況，確實落實保障外籍漁工在我國工作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