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人畫畫研究室 One man studio
文／法操司想傳媒

"The judge is not a roving commission to right every wrong he sees."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H. Rehnquist）曾留下這句名言：「法官不是四處巡行、糾正他所見一切不公的調查委員會。」這句話不但打破民間對於「司法萬能」的迷思，更精準道出司法權的核心靈魂。

這句格言的背後，是美國二十世紀後半葉激烈的憲政思潮交鋒。1950 至 1970 年代，在厄爾·華倫（Earl Warren）與華倫·柏格（Warren Burger）前後兩任首席大法官的主導下，美國司法積極主義攀上顛峰。特別是在華倫法院時期，從廢除校園種族隔離、全面重構刑事被告人權，到開創隱私權與墮胎權的憲法保障，聯邦法院頻繁以憲法守門人之姿越過民意與代議制度，大刀闊斧引領社會變革。在進步陣營眼中，法院是拯救弱勢的正義化身；但 1972 年進入最高法院的倫奎斯特，卻對這種權力擴張抱持深切戒心。

倫奎斯特深知，非民選、享有終身職保障的法官，缺乏多數決的民主正當性基礎。如果法官一看到社會上的不公不義，就忍不住將個人心中的「正義感」包裝成憲法價值、逕自宣告法律無效或造法填補漏洞，本質上就是以少數菁英的意志凌駕民意，侵蝕權力分立的憲政根基。他提醒世人：司法權天生具備被動性與個案性，法官的職責是依循成文憲法與制定法裁判具體爭議，而非以主動巡行糾錯的改革機關自居。

真正具備實質正當性且能承受價值摩擦的改革，理應從國會——而非法院——著手。代議機關的立法過程固然冗長、吵雜，甚至充滿政治算計與利益妥協，但這正是多元民主社會最可貴的機制。透過立法院的聽證、辯論與跨黨派協商，重大爭議才能在公共領域經過充分討論，最終淬鍊成具有社會共識與民意基礎的法案。更重要的是，民意代表的決策若背離民心，選民能用選票將其汰換。然而，一旦將道德爭議與重大政策全權「外包」給不受民意直接檢驗的法院裁決，不僅跳過了民主對話的必要陣痛，更往往在社會上留下嚴重的價值斷層。

回望當前的台灣社會，這句名言猶如一面明鏡，映照出我們民主體質上的隱憂。

近十年來，台灣社會在面對同性婚姻、通姦除罪，乃至於死刑存廢等高度撕裂的重大倫理議題時，常出現一種危險的現象：代議機關為避免流失選票而怯於表態、擱置立法，各方陣營與公民團體則轉而將憲法法庭（過去為大法官會議）視為最終戰場，期待大法官能一槌定音、代行改革。這種「以釋憲替代立法」的策略，固然能在短時間內達成特定的權利倡議目標，卻也讓憲法法庭屢屢被推上政治與民意的風口浪尖。

當司法頻繁介入高度政治性與道德性的價值選擇，後座力隨之而來。勝訴方盛讚司法進步，敗訴方則憤而抨擊司法獨裁與體制傲慢；久而久之，憲法法庭從原本超然中立的憲政仲裁者，淪為政黨對立與意識形態角力的代理戰場，司法的社會信任亦在一次次的風暴中被反覆消耗。

健全的民主制度，不該讓法院承擔其不可承受之重。正義無法走捷徑，社會變革更不能寄生於少數法官的道德勇氣之上。當面對價值歧見與制度難題時，公民社會與政治人物必須停止「將燙手山芋丟給司法權」的行為，回歸國會殿堂，透過扎實的公共對話與法案修訂來解決分歧。記取倫奎斯特的告誡，唯有法院學會克制、立法者拾起擔當，台灣的民主憲政才能在法治與民意的平衡中走得長遠穩健。

威廉·倫奎斯特大法官小檔案（wiki）：

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H. Rehnquist，1924年10月1日－2005年9月3日）自1986年至2005年擔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向來被視為堅定的保守派代表人物。他執掌最高法院近19年，不僅是美國史上任期最長的首席大法官之一，其整體大法官生涯的在任時間也名列前茅。在首席大法官任內，倫奎斯特亦曾主持時任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的彈劾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