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人畫畫研究室 One man studio
文／法操司想傳媒

「過去的忠誠，與現在乃至未來的信任之間，可能存在著合理的關聯。」

"Past conduct may well relate to present fitness. Past loyalty may have a reasonable relationship to present and future trust."

1951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湯姆·C·克拉克（Tom C. Clark）在 Garner v. Board of Public Works 案的判決書中寫下了這段話。這句話精準勾勒出民主國家在面臨外部安全威脅時，對公共權力掌握者進行「忠誠審查」的直覺邏輯。然而，這句看似合情合理的法理判斷，卻也揭開了憲政體制在「國家安全」與「基本人權」之間難以兼得的永恆拉鋸。

美蘇冷戰下的忠誠審查

1950年代初，美蘇冷戰升溫，紅色恐慌（Red Scare）席捲全美。洛杉磯市通過一項法令，強制所有市府雇員宣誓效忠，並出具誓約書聲明自己從未加入共產黨或主張推翻政府的激進組織，拒絕簽署者一律解雇。這項規定隨即面臨違憲挑戰，被控侵害言論與結社自由。

曾任司法部長、親手編纂過「顛覆組織名單」的克拉克大法官在判決中支持了市政府。他主張，政府作為雇主，有權對公務員的適任性與忠誠度建立基本門檻。既然公共職位涉及公權力的行使與公眾信任，那麼檢視公職人員「過去的政治忠誠」，便具備憲法上的合理關聯性。

然而，僅在一份判決之後，克拉克便在 1952 年的 Wieman v. Updegraff 案中劃下了紅線：若法律採「一刀切」的連坐手段，將所有無辜加入者一併排除，便違背了正當法律程序。克拉克深知，以國安為名的信任審查若缺乏比例原則，極易淪為侵害人權的政治清洗。

如今台灣陸配參政的困境

跨越半個世紀與太平洋，當代台灣在討論外籍配偶（特別是陸籍配偶）參政與服公職的資格時，司法與社會輿論也深陷於完全相同的論述架構中。

支持嚴格限制者所持的論點，幾乎完全呼應了克拉克在 Garner 案中的名言：台灣面臨嚴峻的地緣政治與軍事威脅，立法委員與政務官掌握國家機密與預算大權，國家有正當理由要求參政者具備單一且無保留的效忠。因此，過往的國籍、成長背景與對原籍國家的連結，被視為評估「當下與未來能否被信任」的實質指標。

從人權與憲政體制檢視，國家安全追求的是「零風險」的確定性，而人權保障要求的是「無罪推定」與個體尊嚴。兩者在本質上往往難以完美兼得。當台灣在風口浪尖上構築防衛性民主的防線時，如何避免將合理的國安疑慮轉化為全稱式的身分歧視，並在制度上提供正當程序與救濟可能，始終是檢驗這座島嶼憲政成熟度的最嚴肅課題。

克拉克大法官的這句名言，從來不是一張給予國家無限制審查權力的空白支票，而是一面映照出民主脆弱性的鏡子。

湯姆·克拉克大法官小檔案（整理自Wiki）

湯姆·克拉克（Thomas Campbell Clark），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45年至1949年擔任美國司法部長，1949年受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提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一直到1967年其兒子拉姆西·克拉克（Ramsey Clark）被任命為司法部長時，克拉克大法官為避免利益衝突而選擇退休。